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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毅平自述《东方红》拍摄经过。

      《东方红》创作于1961年，从立意、构思、酝酿和深化主题，直到拍摄完成将艺术意象物化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前前后后大约延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其中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以前，我一直想拍摄一幅壮观的日出照片，每当我看到绚丽灿烂的日出景象时，心情总是激动万分，为此也费掉了不少胶片。泰山日出、东海日出、北戴河日出以及其他地方的日出，我拍了不少，虽然其中有的照片还比较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祖国山河的壮丽景色，但我总感到缺乏点儿新的东西，所以一直在观察与思考着如何把日出照片拍得更有思想深度、更有新意。与此同时，我也在酝酿着拍摄一幅比较有新意的天安门照片。面对天安门，我总抑制不住心头的激荡，并由此生出一种所谓的“创作冲动”，于是也一次次地按下快门。然而。尽管我在变幻拍摄角度，选择不同光线，等候不同气象等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但都未能脱旧出新，因此我一直耿耿于怀，探索着如何把天安门拍得新颖独创，具有较深意境。



创作灵感往往不期而至。那时，我在中国摄影学会上班，地点就是现在的北京东单红星胡同，那时叫无量大人胡同。每天，我坐车都路过天安门广场。一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开始曲之前，反复响起“东方红，太阳升”的清脆悦耳的乐曲声，打开了我的心扉，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心中豁然开朗。霎时间我联想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的那个光辉的日子，想象的翅膀一下展开了，在我的眼前仿佛呈现了一轮红日透过漫天的彩霞，在庄严肃穆的天安门的东方冉冉升起这样一幅壮丽的画面。这时候，“日出”和“天安门”这两个平素毫无关联的景象联系在了一起，它们已不再是原形态的客观物象，而成为我心中的太阳和心中的天安门，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融合了我的心意，已经被“意象化”了，而且这两个原本分散的、单一的意象，在我的头脑里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鲜明的艺术意象。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时代特征的意象！我简直激动得忘乎所以，心想灵感啊灵感，众里寻你千百度，你却蓦地显现在《东方红》的乐曲中。就这样，我心目中的画面定形了。



后来，经过一番努力，在主题、形象、艺术手法、画面形式构成基本确定下来后，就万事俱备，只等彩霞了。我知道，尽管这幅未来作品的艺术形象已经历历如绘地在我眼前浮现，但如果不借助于瑰丽的漫天彩霞来烘托、渲染，而光是拍摄一个太阳空荡荡地在天安门东方升起．或许也可以命题为“东方红”，但那只能是一种概念化的图解。毫无感染力可言。这样的话连我自己都不能感动，又怎能去叩动别人的心弦，所以我一边摸索气象的大体规律，一边耐心等待理想的彩霞出现。一有兆头，我就赶到天安门，但往往高兴而去，扫兴而归。



经过长达两年的观察和试拍阶段，到1961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的诚心终于感动了“上帝”。这天清晨，看到东方彩霞云集，我立即骑车赶到天安门。只见一簇簇勾着金边的彩霞徐徐上升，一时间布满了大半个天空。不一会儿，诺大一个红彤彤的太阳，在东方灿烂的霞丛里冉冉升起，好一幅气势磅礴的瑰丽画卷！我弄不清自己是在神话般的幻境中还是在现实生活里。好容易控制住激动的感情，我坚定地连连按下了快门。就这样，多亏天公作美，我历经近三年的筹划和等待终于圆了拍好《东方红》的美梦。



记得当时我用的是禄来相机和德国爱克发灯光型彩色负片。这卷负片是学会负责外事工作的陈勃给我的，当时已经过期了，但考虑到主题和形象的需要，我认为只有“红”才能有效地体现作品的主题，所以还是决定用彩色胶片拍摄。不仅如此，因为日出时色温较低，红光多，如用日光型彩色片拍摄，势必漫天都红，反而显得单调，所以我改用这卷灯光型彩片拍摄。这样色调冷些，才能以蔚蓝色的天空衬托出金红色的朝霞，进而交织成一幅五彩缤纷的画面，浓浓地渲染作品的主题和意境。



作品发表以后，一些评论者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评论，一致认为《东方红》具有比较深远的意境。因为意象是意境的构成因素，或者说意象是构成作品意境的基础。如果评论者肯定《东方红》具有一定的意境，这就说明了艺术摄影创作中意象经营的重要性了。

好好好漂亮啊！！！！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感谢夕阳老师分享！

大师风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