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8日下午,一名中年男子面交中国人民银行一封公文急件,来件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当银行工作人员打开信封后,在一张15行红色横格有光纸上写了如下内容: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上面周恩来总理批示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周总理的签字下面还注有: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计划局局长并不熟悉周总理签字,见信后信以为真,立即通知发行局并由人民银行北京分行进行准备。当日傍晚,装有两个麻袋的款项送达民族饭店。骗子利用伪造的介绍信将钱取走,并留下收条。总行几位领导听到了计划局长的汇报,认为有必要打电话向总理办公室问清此事并请示款项应如何核销。总理办公室告知,总理从未有过这样的批示,于是才知晓这是一起巨大的诈骗案,也被称为新中国第一诈骗案。周总理指示公安部,限期三天破案。

20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经分析,伪造总理批示的笔迹和总理经常在文件批示的字体明显不同。总理批示文件的签字比较随意,而伪造的签字笔迹相当规整而且生硬,是刻意模仿的(事后得知骗子练习总理签名是根据公安部礼堂悬挂的总理题词的笔迹)。另外,信件用纸是红格横排式,突出的特点是中缝有鱼尾纹,这种纸张可能是一些国家机关专门印制的公文纸。经翻阅档案查找,终于查到骗子所用的纸张是外贸部印制的公文纸。

1960年4月3日本案告破,化名“赵全一”的案犯是外贸部出口局科员王倬(37岁)。因对待遇低不满,产生诈骗念头。他在单位见到周总理批示文件通行无阻,便长时间地模仿总理的签名,窃取国务院旧信封加以涂改,处心积虑伪造了总理批示,并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观察银行人员工作最疏忽的时候(周六下班前),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骗案。拿到钱后,在强大的群众侦破的压力下,整日心神不定,开始大量焚烧,直至案破,他没有花一分钱。同年8月王倬被判处死刑。

在警察博物馆,展有此案的详细材料,看过以后,不仅让人为当年惊心动魄的一幕而感慨。


冒充周总理签名特大诈骗案


 1960年3月18日黄昏时分,外贸部干部王倬模仿周恩来总理的笔迹伪造了一封总理办公室的公函,并从中国人民银行骗取了20万元人民币。

冒充总理签名诈骗银行20万元的案件。




  这起建国后最大的一起诈骗案在六天之后被发现。

  为此,公安部展开了铺天盖地的侦破工作……

  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不速之客

  1960年3月18日。黄昏。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传达室的老郭头刚刚接班不久。

  “请问———”老郭头抬眼望去,见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站在窗外。他圆方脸,中等个头,穿一套中山装,戴一顶蓝呢子帽,一双眼睛不大,闪着狡黠的光。“这里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吗?”

  老郭头点点头,随手放下报纸,问:“你找谁?”来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浅棕色的牛皮纸信封,语气矜持而又有些自负地自我介绍说:

  “我是总理办公室的,有一封公函,要急送你们行长!”

  老郭头拉开小窗,接过信封。只见上书一行潇洒而工整的楷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落款是红色的印刷体铅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信封的一侧还注明了一行小字:限5点40分以前送达。

  “中山装”盯着老郭头,嘱咐说:“赶快呈送,千万不要耽搁了”!老郭头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他抬眼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5点半了,忙不迭地点头称是。

  几分钟以后,行长的秘书拆开了函件———

  主席办公室来电指示,今晚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摄制新闻纪录影片,需要现款人民币十五至二十万元。

  公函的空白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笔签名和批示:“拨20万元,限当晚7点送交民族饭店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并特别注明要旧票。

  望着熟悉而又潇洒的签名,年轻的秘书虽然对这一违反常规的做法产生过疑虑,但瞬息即逝。她抬起手腕见手表的时针与分针已分别指向了6与12,心头不由一震,啊,离限定的交款时间仅剩下一个小时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行长不在北京,于是她急忙抄起电话听筒:“喂,发行局吗?”在确认电话无误后,她通报了自己姓名,并且以不容置辩的口吻下达了命令:“半个小时以内,你们务必准备好20万元现金。”“对,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什么,手续?你们先准备现钞吧,注意,要旧票,到时候计划研究局会正式下达送款通知。”

  挂断电话,秘书又急忙敲开了计研局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她将信函和总理的批示递过去,王副局长认真看过以后,长吁一口气:

  “20万,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

  “时间来不及了,你看,还剩下不到一小时!”

  行长秘书有些着急,她将戴着手表的手腕伸到业务精熟、性格持重的这位“老金融”眼前,王副局长未及答话,桌上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他急忙抓起听筒:

  “喂,我是总行计研局,噢……是,我们正在准备。7点以前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电话挂断,王副局长没有放下听筒,他一边拨着号盘,一边对行长秘书说:“总理办公室又来电话催办了,我马上通知发行局,让他们火速送款!”

  没想到20万元装了两麻袋

  时针指向7点。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嘎的一声停在民族饭店的玻璃门前。从车上跳下一位中年男子,一脸焦虑的神色,有两个年轻人分别从两个车门跳下,吃力地从后备箱里拎出两个鼓鼓的麻袋。

  他们便是奉命前来送款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干部。

  那位中年人在前,两个年轻人尾随其后。他们来到服务台前,问一位值班的女服务员:

  “请问,西藏工委的赵全一同志在哪个房间办公?”

  女服务员摇摇头,“赵全一?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啊!”

  他刚想再向女服务员问点什么,一个身穿中山装,头戴蓝呢帽的男人不知从哪里钻出来,语气矜持地说:

  “我就是赵全一,你们是银行送款的同志吗?”

  这就是一个多小时前出现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传达室门前的那个人。现在摇身一变,成了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赵全一”了。其实,早在半个多小时以前,他已经守候在大厅里了。

  此人叫王倬。“赵全一”不过是他为行骗所取的一个化名。

  半年前,作为外贸部的干部,他时常到与他所在的机关不足一箭之遥的公安部礼堂去看电影。一天,在休息室他无意间看到了一幅周总理的题词,在玩味欣赏总理那俊秀潇洒的书法时,他的心头突然一沉,竟冒出一个连自己也瞠目结舌的想法:如果冒充总理签名,能不能到银行提取一笔巨款呢?

  他决定把那个想法付诸实施。

  这以后,他找来所有能找到的周总理笔迹,时时揣摩,日日仿效,“自我感觉良好”后,开始行动。终于,他把伪造的信函送到位于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外贸部和国务院经常有公函往来,信封是他从纸篓里捡的,经改制而成———返身便来到了民族饭店。为了不使对方生疑,他在6点20分又假冒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去一个催办电话。中年人和那两个扛着麻袋的小伙子一进门,便在他的视野之内了。只是,他像只狡猾的狐狸,没有立即迎上前去,尽管他在张网以待,但又担心自己会坠入对方布好的陷阱。

  在确信没有异常情况后,他迈出了通向绞刑架的关键一步。

  中年人看了看眼前的“赵全一”,如释重负地问道:“我们没有误事吧?”

  “赵全一”笑着摇摇头,一指墙上的挂钟:“很准时嘛。随后又瞟了一眼中年人身后的两个年轻人:

  “款子带齐了?”

  中年人点点头,用手一指,说:

  “因为都是旧票,发行局的同志加班清点,你看,整整两麻袋呢!要不要清点一下?”

  王倬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困惑,他所以要旧票,是为了销赃方便,没想到20万元竟装了这么多。他拿出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递给中年人。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一九六0年三月十八日。”

  中年人看过信函,又让“赵全一”打个收条。

  王倬从兜里掏出笔记本,随手撕下一页蓝格儿纸,掏出钢笔写了一张白条,递给中年人。

  “是不是应该加盖个公章呢?”中年人不大放心。

  王倬笑了:“这信函上不是已经有公章了吗?要不你们就把这封介绍信也带回去吧!”

  中年人把介绍信和白条一起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一指那两个麻袋:

  “要不要我们帮你送到办公室?”

  “不用了。”王倬一摆手,“你们赶快回去吧,省得领导不放心。”随后,他招呼饭店的一个工人师傅帮忙把两个沉甸甸的麻袋搬上了电梯。8时许,下行的电梯门开了,王倬又气喘吁吁地向外搬出麻袋。一个服务员热情地问:“同志,麻袋要搬到哪儿去,用不用我帮忙?”王倬摘下呢帽,抹了一把前额的汗水,脸上堆满感激的笑容:

  “那好,就麻烦你帮我把麻袋搬到门外去。”

  来到大厅门口,他推过自行车,支好车架,服务员又帮着把麻袋抬上自行车后货架,用绳子捆好看掉不下来后,才返身回去。

  王倬推着车消失在夜幕中……

  案情传入中南海

  一个星期以后,中南海西花厅。

  陆军上将谢富治以标准的军人姿势站在那里,紧张地注视着在屋里来回踱步的共和国总理。

  也难怪,他刚刚接任公安部长不久,这起诈骗案就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

  那是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研局王副局长心情沉重地向公安部门报了案。他们本来以为,20万巨款送达以后,总理办公室会很快交待如何入账。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直到第六天,仍然没有接到总理办公室的回复。他们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忙打电话询问。总理办公室声称根本不知此事,要求将“总理批示”和收条送去查对,这才发现是一起伪造总理批示的特大诈骗案。

  此刻,在周恩来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就放着这张伪造他签名的“批示”复印件。

  总理忽然停住脚步,转过身问:“杨奇清呢?”

  谢富治犹豫了一下,回答:“他到西山学习去了!”

  “你去把杨奇清给我找回来,侦破工作由他亲自指挥!”

  “是!”公安部长答应一声……

  他从噩梦中惊醒

  王倬根本没有考虑20万人民币的体积有多大,取款时只骑了一辆自行车。从民族饭店到他位于北海后街的家有十多里路远,他怕把麻袋磨破了,赃款掉出来,所以推得很小心。等他心惊胆战地推到家,已近子夜。

  王倬叩开门。一个老妇人探出头,问:“这么晚才回来?”

  王倬不答话,回身从车后拎起一只麻袋,扛进小院,返身又把另一只麻袋也扛了进来,轻轻关上院门,上了门栓。

  “倬儿,麻袋里都是什么呀?”见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老妇人一脸惊异。

  “妈,你看!钱呀,这里面装的都是钱呀!”

  老妇人闻言一愣:“哪来的这么多钱?”

  “妈,我仿照总理的签名,一下子就从银行骗出了这么多钱!”

  周恩来说:“一个星期把破案的消息告诉我!”

  当杨奇清那辆黄色的轿车驶进中南海,悄然停在西花厅门前时,东方已经泛出了一抹鱼肚白。

  总理办公室的灯光依然亮着。

  “是杨奇清吗?”

  杨奇清紧走几步,推开门,脚跟并拢向总理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报告总理,杨奇清奉命来到。”

  周恩来右手插在腰际,他望着杨奇清,目光中充满信任和期待:“今天是25日,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7天以后,你要将破案的消息告诉我!”

  杨奇清捏灭烟头,起身立正:

  “请总理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杨奇清推开车门,从轿车上走下来,步上了中南海电话会议室的台阶。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凌晨3点,杨奇清一直带领专案组在民族饭店进行现场勘察,请有关人员回忆案发情况,并进行案发时的模拟表演。他又赶来主持有全国各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的电话会议。并决定要开一个全国电话会议,以京、津、沪为重点,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部署。

  惊弓之鸟

  王倬成了惊弓之鸟!

  他没有想到,公安部门的破案工作铺天盖地。

  王倬脸色青灰地走进办公室。昨天,他又是彻夜未眠,头昏脑胀,有如腾云驾雾。一个同事对他说:“处长找你!”

  处长把一份材料递给他,说:“你马上把它誊写出来,下班以前要报到部里呢!”

  原来,经过连夜核查笔迹,科员王倬被列为重大嫌疑犯。为了慎重起见,侦查员们把“赵全一”收条上的字和“周恩来”三个字分别打乱,插入了一份材料中,让王倬重新抄写,以便作为笔迹鉴定时的重要依据。

  同一时间,和王倬在一起工作的同事被分别请到了保卫处。一条条重要的线索被揭发出来———

  3月18日下午,王倬请了半天假,称陪他母亲到积水潭医院去看病,可事实上他并没有去,这就是说,王倬有作案时间。

  2月间,王倬曾借用过单位刻蜡纸的钢板,说是为街道食堂刻饭票,可事实上,街道食堂并没有请他刻过饭票,而伪造的介绍信的印章,经认真辨认却是用蜡纸刻制的,只不过不是用油墨,而是用红色印油印上的……

  笔迹鉴定出来了!虽然王倬的收条着意变换笔体,但经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笔迹鉴定,书写手法基本一致,相同特点很多,可以做同一人认定。

  王倬被严密监视起来了。

  杨奇清表情严峻地说:“这说明我们的对手很狡猾嘛!不过,王倬在北京没有其他亲友,况且这样一笔巨款,一般亲友也不敢帮着藏匿。他家住的是独门独院,又刚从炉灰里发现了烧毁的人民币,我想,这笔钱肯定还在院子里。可以组织力量,再认真进行一次搜查。”

  第二天一大早儿,王倬夫妇上班了,孩子也上了学。家里只剩下老妇人。街道居委会的干部通知她去开会。等她锁上院门刚刚离去不久,几个便衣侦查员便出现在她家的院子里。经认真搜查,终于在她家的夹道里挖出了埋藏的19.1万多元赃款。

  胜利的捷报立时传遍了侦破小组。

  公安部。破案总指挥杨奇清扫视了一眼墙上的日历:1960年3月31日,然后以庄严坚定的口气下达命令:“准备逮捕王倬!”随即,又拿起那只红色的电话机听筒,神态肃穆地说:“请给我接总理!”摘自第1期《各界》



王倬的回忆



王倬的大学,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上的,那正是一个人有所追求的时候,王倬看人家经商、办实业,当官发财,心里就盼着自己也有他们那样的一天,干大事,拿大钱,发大财,享大福。在大学里王倬跟同学办了个杂志,心想发行10万20万的,说不定能发起来。不料杂志出了没人买,发行不出去,创刊号也就成了终刊号,连本儿也搭里头了。
  北京解放后,王倬把家里的金戒指交给朋友王远泽,让他上西北卖了戒指买银元,倒腾银元来赚钱。没想到这小子也是个半吊子,钱没赚下来,金戒指倒让他卖了当路费了。后来王倬说干脆来个无本万利的,画人民币,印假火车票,这玩艺儿来得快,等弄出来自己也瞧着不像,没敢出手。后来参加了工作,王倬觉得作个小职员儿起早贪黑地这么干,挣那俩钱养活这几口人还紧紧巴巴的,人家大干部一月顶他好几个月的,坐汽车,孩子上寄宿学校。这胡同里有个教授,独门独院,那房子真气派!一走到他的门口王倬就眼热。
  前几年国家颁布了科技发明创造奖励条例,王倬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他选了个一鸣惊人的――世界科技三大难题之一,发明“永动机”。他想这东西要是弄成了,就是发明家,就会世界闻名,国家奖金、诺贝尔奖金绝对跑不了。资料、书籍没少买,业余时间全搭上了,熬得王倬头晕眼花,还得了一回肝炎。四五年的心血,终于制成了。谁知成果报到科学院,人家回答说永动机这东西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可能的,选这个题简直是异想天开。当官王倬是没门儿,当发明家人家又不承认,干脆,王倬决定来邪的,学骗术!那以后王倬就开始研究骗术,古代的,外国的,土骗子,洋骗子,都拿来研究。当兵时王倬开小差回来,伪造过路条,伪造过介绍信,都成功了,干这玩艺儿成功系数大,就干这个。
  王倬在单位,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的批示。总理的批示,下边总是无条件地执行,叫总理给王倬批钱?那是不可能的,用总理的名义行骗,准能畅通无阻。1960年2月,王倬的处长曾拿过一张普通纸写的信,上边是一位首长给副部长随便写的几个字,让办一件事,就这么几个字,那么一件事就办成了。这回王倬明白了,敢情上边写信写字用纸也不是特制的呀,行,有你写的就有我王倬写的。王倬决定写一个批示,让人民银行交一笔巨款。
  从那时起王倬就开始作准备。有一回上公安部礼堂看电影,看舞台两侧挂着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和周总理的题词,王倬当时就找了一张纸铺在膝盖上,用钢笔把周总理的题词临摹下来。回到家,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练。练得能够以假乱真了,又练伪造公章,公章练像了,就开始进一步实施骗术了。他在北海后门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在王府井买来蜡纸、刻笔、印泥。刻字钢板不是买的,上街道上借的。信封是从部里边找的,原是国务院来函信封,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其它字都是铅笔字,用橡皮擦掉就行,旧信封当新信封用。公文纸好办,外贸部有,随用随拿。
  3月14日、15日两个晚上,王倬都在练习书写假批示和假介绍信,同时构思具体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案。16日,是星期三,晚上,王倬决定了行动时间。为什么确定3月18日星期五下午?星期四不行,因为这天晚上是外贸部的学习时间,要不参加,会引起别人怀疑。星期六也不行,这天下午许多单位也是学习时间,要在这个时间去银行提款,就显得很特别,如果银行不能及时付款,时间一长就可能露馅儿。所以说只能选择星期五。
  头一天,3月17日晚上和夜里,王倬着手正式制作公函和介绍信。按照惯例,王倬先用钢笔在公文纸上写了要求拨款的请示,然后模仿周总理的口吻、用毛笔模仿周总理字体在边白上写下总理批示。信封写上“速办、限时”等字样。这是交涉提款时用的。提款时还得用介绍信,介绍信是用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按王倬事先见到过的样式,制成方形的,先在蜡纸上刻好,然后在蜡纸上涂上红印油印上去。
  王倬写这项拨款是毛主席的意思,是表明有来头,谁敢怀疑?谁敢不从?他写拨款是为了修缮寺庙,并且要求在当晚9时西藏活佛讲经会上出示,这符合当前报纸广播报道过的这类消息,也符合当时政策。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西藏的消息尤其西藏活佛的活动是当前国内最有吸引力的事情,这样,晚7时送现款的理由是充分的,人民银行肯定能深信不疑。
  拨款数为什么要写15万元至20万元呢?因为款子少了用不着由国家总理来审批,也用不着惊动毛主席。提两个数额,因为在国家机关下级向上级提这类建议请示,按惯例都提两个或更多几个方案,供上级权衡定夺。为什么要写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影片?那是为了在附注中所要求的提供旧票和捆得好些的话找个充分的理由。新票有号码,或许号码还挨着排着,这种票没法花,一花就被查出来。捆得结实规整是为了便于包装运输。末尾写上“7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所)”是考虑7时是单位下班之后不久的时间,人民银行的人急着下班,这时候办事必然草率疏忽,送到民族饭店,那是因为国家民委就在民族饭店后边,西藏工委的人来京办事,住在民族饭店是顺理成章的事。王倬去过民族饭店,这类大饭店有个共同的特点,只要穿得好,像个大干部或像个大机关的干部,不管在哪里就畅行无阻。单位名称的来历,说实话,王倬也没仔细调查了解,蒙着来;自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西藏工委这个词就不绝于广播和报端。宗教事务所是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推想出来的,何况王倬上下班每天都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门前经过。
  王倬自认行动方案是十分周密的,所以干起来也信心十足,但却忽视了一点就是赵全一这个名字。由于伪造信件时比较紧张,所以王倬不由自主用了给朋友起过的这个化名。
  3月18日下午,王倬上了一会儿班,估摸着时间差不离了,一看表,3点半。王倬找到处长,说,他母亲这两天身子骨不怎么合适,早就说瞅瞅,工作忙,就这么拖着,再拖下去恐怕得耽误了,今天要是调得开,就准备带老太太上趟医院。说到这个份儿上,处长还能不答应?傍晚四点,王倬骑自行车离开单位,到家里大约是4点10分。经过小厨房,老太太正在埋头做饭,王倬没惊动她。把自行车放在窗户下边,就进了屋。上大机关进大饭店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就是通行证。王倬换上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皮鞋上又打了一次鞋油,外面穿上灰色人字呢大衣。他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紫皮练习本权当收发文本,把制作的公函、介绍信等装进一个牛皮纸大信袋,反正这种大信袋国家机关都有。临走又想起那么多票子得准备条绳子,抽了条绳子卷巴卷巴塞进手提包。大概是没见过太多的票子,王倬只准备了一个手提包来装钱。就这样骑上自行车出了家门。老太太问儿子怎么回来这么早,王倬说今儿有事要办。后来临走时她又问王倬怎么又出去,王倬说有事,你别操心。
  



    北京中院判处模仿周总理签名罪犯死刑



    1960年,因模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名的字体,与反动分子勾结进行一系列破坏金融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王倬(又名王连生),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倬反革命诈骗案于1960年5月24日进行公开审理。经审理查明,王倬在1949年以前曾积极参加三青团和青帮等反动组织,1949年曾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王倬不断模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名的字体,大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1960年6月8日,北京市中级法院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王倬犯反革命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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