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召开一个七千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规模之大，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至今也是没有
过的。况且是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决不
是一件轻易决定的事情。一般说来，极其特殊的现象，其背后必定有极不普通的原因。那么，
七千人大会的背后是些什么情况呢？

关于会议的远因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
这个运动的失败，既是“牵动、影响随后二十年间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链环’”，又
是召开七千人大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一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他生最大的梦
想，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使古老的
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贫苦的中国人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

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
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
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
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毛泽东的这些话，向人们坦示了他的心迹，他的愉快与不愉快是


和中国的强大、人民的幸福与否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
他总是想把各项建设事业搞得快一点，总是想用最快的速度扭转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
弱的被动局面，尤其在中国经济连续七年取得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毛泽东失去了冷静，轻率
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国从人口来说，是世界第一大国；从国土面积来说，是世界第三大国；从人均资源来
说，是一个量少的国家；从经济实力判断，又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用毛泽东的话说，
还是“一张白纸”。面对人口这么众多，这么原始、落后的一个农业大国，试图通过发动全
国人民靠日夜苦干，花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摘掉中国贫穷落后的帽子，就可以使主
要工业品产量超英赶美，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认为事在人为。中国人民既然能够推倒三座
大山，既然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那么就完全有
理由相信，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于是，一个由领袖发动，
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的“大跃进”运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农民不分男女老少纷纷走出家门，掀起了兴修水利、
深翻土地、改良土壤、改变耕作方法，昼夜苦干的热潮，凡是认为能够使农作物增产的措施
都被推广起来。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到处建立各种各样的工厂，尤其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
的热潮。一时间，全国上下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工地”。人们敢想敢干、大干苦干的精神
无疑是值得热情称赞和充分肯定的，当时兴修的水利、改良的土壤、兴建的工厂，至今不少
仍在造福子孙。问题是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不问客观条件，仅凭满腔热情，做了很多违背
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事情，尤其为了实现“跃进”的高指标，竞放卫星，浮夸风甚嚣尘上，
各种“喜讯”不断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出现在新闻广播里，出现在毛泽东及党中央领导人
的办公桌上。

待续。。。。。

一时间，亩产千斤县、万斤田的奇迹到处都是，似乎粮食多的无处放；钢、铁、煤等重
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是不断翻番，令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兴奋。中国人民终于告别了饥饿，
解决了温饱，且大大地有了富裕，这是一种怎样让人欢欣鼓舞的情景啊！

据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将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缩短。1958年初还说要用15年左右的时
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赶上并且超过美国。
不久，超过英国由15年缩短为10年，由10年又缩短为7年，再由7年缩短为5年，由5
年又缩短为2至3年。仿佛中国的经济正在火箭式飞升！

在开展“大跃进”运动的同时，还伴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
亿万农民就将所有的土地、牲畜、农具统统交公，加入人民公社，甚至有的地方把农民的房
子、铁锅及生活用品也归了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农村又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大
大伤害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事情怎能长久，仅仅一两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形势不但没有
出现人们预想的结果，反而变得严峻起来，或者说来了个南辕北辙。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
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曾几何时还在发愁粮食多了怎么办，现在人们的吃饭、穿衣、生产
却发生了严重困难。那么多的粮食哪里去了呢，或者，根本就不曾有过？！毛泽东吃惊不小！

事实就是如此，这几年的农业生产，尽管干部群众出了不少力、流了不少汗，由于在农
村迅速实现公社化，大搞“一平二调”、大搞劳民伤财的所谓“大办”工厂，加上乱改耕作
制度和耕作技术等等，粮、棉、油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大幅减产。工业生产，由于摊子铺得
太大，乱上项目；又以钢为纲，破坏了综合平衡，严重影响了其他产品的生产；还废除了不
少规章制度，造成企业管理混乱，致使轻、重工业都受到严重破坏，不少产品产量直线下降。

惩罚是毫不留情乃至十分残酷的。被惊醒的人们开始思考：他们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努力，
收获的却是难以承受的困难局面。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共产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第一次
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在挫折面前，不少人感到内疚、困惑与不安。

问题是，仅凭这种挫折感解决不了现实的困难，当务之急，是带领全国人民迅速摆脱困
境，恢复国民经济。那么，如何走出谷底，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
到底应该怎么搞，也同样困扰、纠缠着人们，成了挥之不去的问题。

大的挫折过后，必有经验教训的总结。七千人大会也就呼之欲出了！

会议的近因之一—在调整中困难重重，如何克服？

实践已经表明：“大跃进”是一场失败的运动。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觉“大
跃进”问题的呢？其实，也就是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谈话后不久，便开始察觉“大跃进”出
了问题，混淆了两个界限，刮了“共产风”。于是他先后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
议进行纠“左”。告诫各级干部要划清两个界限，要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
产和商品交换，不但不能取消，还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为了尽快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夏，毛泽东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继续纠“左”。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料到如不坚决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带来极
其严重的恶果。当彭德怀等对“大跃进”提出比较直率的批评时，因为一些历史上的恩恩怨
怨以及赫鲁晓夫的背景，他便很难接受了，不但没有接受，还给彭德怀等戴上了“右倾机会
主义”的帽子，打成了“反党集团”。彭德怀因此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而且“左”的错误
不但没有纠正，反而重新泛滥起来。这次庐山会议，因此成了毛泽东再一次失足的地方。

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灾难深重的一年。当时的人们深
有感触地说：1958年刮了皮肉，1960年刮了骨头。“大跃进”的“左”，在1960年达到了最
高峰。

也就在1960年8月，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的态势再也难以为继，


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纠偏方针，后被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成为著名的八字纠偏方针。但是，由于人们对经济形势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八字方针并没有
得到贯彻落实。

不久，“信阳事件”爆发，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真正感到形势十分严峻。“信阳事件”
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
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
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1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
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
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就在毛泽东获知信阳情况的当天，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十万火急的方式
请周恩来抓紧制定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亲自审阅修改。
11月3日，中央的紧急指示信下发全国，重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强调要
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
复农村集市等。将过度集中的权限下放给个人一些，农民开始有了小的经营权和自主权。

这个文件的下达，是中央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1960年底，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大力纠“左”，1961年初又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深
入纠“左”。

毛泽东反思的结果认为，我们之所以做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是因为脱离了实际。他提
出1961年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试图开始进行全面调整，但“真正的调整，
是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1961年初，决策者还是没有认识到1960年因为保“钢”，使全国的生产情况更加


不平衡，还想在钢的问题上超英赶美，因而1961年钢的产量还是定在了1800万吨，同1960
年基本持平，其他如煤炭、木材、粮食的指标也相对较高。

到了3月广州会议，虽然知道一二月份的生产情况很不理想，但还是坚持要保1800万
吨钢，没有提出应该退下来。

到了5月北京会议，国家库存的粮食越来越少，城市粮食供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工业
生产速度也大幅下降，再保1800万吨钢已不可能，如果再坚持下去，就会出乱子，就会出
现“溃退”了。这样钢的指标才下调到1400万吨，其他指标也相应下调。不过，人们仍然
存有幻想。

到了8、9月间的庐山会议，无论中央怎样努力，受原料、燃料的限制，全国工业生产
形势仍呈下滑趋势，1400万吨钢也无论如何扛不下去了。

这时的中央开始真正懂得，要想调整，就必须退够，否则不可能进行调整。在庐山会议
上，钢的指标才第一次下调到850万吨，其他产品的指标也相应下调。应该说，这时的中央
政策，才真正落了地，才有了进行全面调整的基础。

到1961年底，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形势开始显露出好转的苗头，但是，发展很不平衡，
城市局势依然十分严峻，轻工业从1960年起，重工业从1961年起急剧下降，1961年工业
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0%多；人民日用百货严重短缺，商店的货架上基本全是空的。这样
的一个结果，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

为扭转这样困难的局面，在调整上述各项生产指标的同时，中央还做出了一系列大的调
整动作。

在农业方面，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规模太大，仍然存在着
队与队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影响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于是主持制定了《农业六十条》，
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改为以大队（当时称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并将公社和大队的规模调


小，变成公社以乡为单位，大队以自然村为单位。不久，又发现群众对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意
见很大，因此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基本废除供给制，解
决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倾向。1961年9月，毛泽东经过反复调查了解，认为生产权在小
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还是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将分配权下放到小队，解决了以生
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渐渐地，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村形势开始好转。

在工业方面，中央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改变了企业经营混乱无序的状况，使企
业渐渐进入有章可循的运行轨道。手工业、商业、教育、科技等不少行业都进行了调整，制
定了条例。与此同时，为了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中央还做出一个令人惊叹的大动作，即大量
精简城镇人口，1961年，共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天方夜
谭”的味道，但当时却办到了。

各行各业的条例有了，各项工作渐渐地开始走向正轨。但中央感到全党各级干部面对如
此大起大落、令人尴尬的局面，多少有些懊恼气馁情绪，用中央的话说就是人们的气不够壮！
怎么办呢？为了克服气不够壮的畏难情绪，使大家重新鼓起对未来的希望，中央决定制定一
个两年计划加一个7年计划。

为什么要制定一个7年计划，而不是5年或10年计划呢？原来，中央设想1969年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如果在20周年的时候，能够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就大
有希望了。第二个5年计划在1962年结束，从1963年起到1969年是7年，所以就决定制
订一个7年计划。用邓小平的话说：把7年计划搞好，大家的气就可以壮起来了。3年调整
壮不了气，7年计划总可以把气壮起来了嘛。按照一个目标来办事，看到一个兴旺的气象，
就不会灰溜溜的了。

制定计划，就可以鼓舞大家的士气？对此，邓小平进行了解释。他说：谈到有希望的问
题，我感觉有这样一点，就是总要有个奋斗目标。毛主席的方法，过去他多次跟我们讲，我


们在座的同志不晓得听过多少次了，就是要不断革命，一个任务完成了，要提出新的任务，
要不然，灰溜溜的。打了一仗以后，要提出第二仗的任务，办完一件工作，也要提出新的任
务。不断地引导前进，不断地引向胜利，不断地引到发展。这一个时期，都在低指标里面搞
过来搞过去，圈到那个圈子里面出不来的，连低指标都发生问题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奋
斗目标。

为了制定7年计划，为了燃起大家的希望，中央书记处迅速行动起来，连续召开各部门
会议，听取他们对“7年计划”的安排与设想，然而在落实各项生产指标时，却遇到了问题：
中央的指示不那么灵了，地方开始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向中央讲策略、讲条件等等。
邓小平感到这个问题大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调整工作的进行，甚至影响党的前途。

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几次讲话，比较清楚地反映了中央的感受。
1961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要讲理想、讲全局，要向
他们提出有没有志气的问题。这样的小天地，分散状况，等于全党没有志气了，没前途，翻
不了身。口里讲有志气，假的，不愿吃点亏，斗争目标是中央。向中央讲策略，搞后手，好
像中央是个大财主，集中目标攻击，这日子能过呀？现在有点被困难吓倒了，没有希望。同
一天，邓小平在听了农业部长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会议的情况后，又说：现在思想状况讲原
则都通，讲具体就斤斤计较，缺乏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对前途没有信心，最近召开的几个
会议，农业会议和工业会议都一样，都给我这种感觉。我希望这种感觉是错误的，工业会议
上一讲到木材和煤炭就上不去，农业上，一说到粮食征购就上不去了，不但明年上不去，长
远也上不去。问题是不谈这些，就没有希望，不仅明年没希望，就是长远也没希望。讲觉悟，
讲志气，讲整体，讲全局观念，我们党过去总的是好的，几年来，特别是今年，突出暴露这
个问题。

在这个会议上，邓小平还说：我感觉国家和地方，整体和局部，全局和部分，集中地表


现在中央和地方，现在是矛盾的，还相当突出，不能回避。大家口口声声都说拥护中央，这
不算数。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停滞多少年。矛盾怎样解决呢？解决的办法是：集中统
一，全党讲全局观点，核心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改，也比各自为政强。现在是各有各的打
算，讲的数字不真实，困难也不真实，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希望，
中央各种会议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等于没有开。他还说，只要中央和省的高级干部搞通了，
再把县委搞通了，问题就解决了。现在不是工人、农民的问题，也不是普通党员的问题，弄
虚作假，说假话，怕当老实人，主要是干部，包括省，也包括中央的部。

邓小平的话，掷地有声，讲得既严肃又厉害。在他看来，目前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相当突
出，很多县以上的干部，缺乏理想和大局观念，致使小天地太多，分散情况严重，这是当前
的突出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的经济就没有办法。因而，他情绪上也比较激动。邓小平自
己说，我好久没有讲这么厉害的话了。调整很费力，如果天天斤斤计较在细小的枝节上，永
远解决不了问题。

可以看出，经济形势的困难，人民群众的埋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都有一种灰溜
溜的感觉，觉得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这样的心绪，一方面使他们克服了盲目的作风，变得
谨慎务实了；一方面也使他们失去了往日的朝气，产生了畏难情绪。其表现形式是：对中央
上调的产品、下派的生产指标总是讨价还价，向中央讲困难多，要救济多，不坚决执行中央
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

了解学习了！

中央认为，地方开始出现了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
益的首先为本地区、本部门着想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间出现了“分散主义状况”，
“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换句话说，
中央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实际情况是，越在困难时刻，越是需要中央的集中指挥，安排
生产和调配物资。而要顺利调整，就必须统一思想、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加


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因而成为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最初主题。

会议的近因之二—中央要不要做自我批评？许多问题需要回答

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极端困难形势面前，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
想法与认识，有些问题需要由中央做出回答，以解除人们心中的困惑；一些重大失误，则需
要中央老老实实地向人民承认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这些都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关系
到调整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以至全党能否团结一致迅速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大问题。

比如，1961年各地在讨论《农业六十条》时，在传达5月北京会议时，几级干部都提
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究竟“三面红旗”对不对？这个问题提得相当突出。邓小平说：我
们什么时候总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

与此同时，人们还关切地问：这几年到底是个什么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
这个样子？为什么浮夸？为什么造假？希望有个水落石出。

还有人问：缺点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为什么有相当普遍的人不敢讲话？对于“共产
风”，中央一再纠正，为什么纠正不了？

甚至有人针对“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是产生困难原因的说法提出质疑，问“天
灾”和“人祸”到底哪一个是主要原因？

有人说：“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如何搞社会主义？在我们来讲，并没有解决。中央
同志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处在初中程度。康生同志说，他是红领巾。我们连幼儿园也
够不上。”社会主义并不能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过去是否强调主观能动性多了？

还有不少人在具体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不解：比例究竟是否失调？说失调是不是反对总路
线？计划问题，中央一直都是两条腿走路，现在的指标又在一股风似的减，是否都要如此。
究竟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如此等等。


这些问题既关系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又涉及党犯错误的原因、性质以及对社会主义的
认识，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怎么搞，这都需要中央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
识。

在人们向党提出种种困惑的同时，人民心中还产生了埋怨情绪。不少人认为“大跃进”
以来的错误，中央是有责任的，越是高级干部，这样的想法越多。而几年来，只是地方在做
自我批评，尤其是县以下处分了很多人，这是人们气不壮的原因之一。中央和毛泽东看到了
这一点，毛泽东说：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所以，在邓小平
等提出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解决粮食征购问题时，毛泽东立刻表示同意，并
提出扩大到县委书记来参加会议，要在这个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把问题讲清楚，
中央做自我批评，向全党交心。有关这个决策过程，在有关会议的直接起因时还要详细谈到，
这里不再赘述。

会议的近因之三—应对国际的压力和挑战

自1958年中苏交恶以来，中间经历了不少曲折。1960年下半年，中国的困难形势严重
暴露出来，毛泽东等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在国内问题上。这时的苏联因为U—2飞机事件，
同美国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势如水火”。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苏关系出现了缓和，1960
年11月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就是苏中双方
相互妥协、求同存异的产物。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派
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参加。公正地说，周恩来是带着强调团结，强调反帝的态度前往的，决
不是去挑衅的。但此时的赫鲁晓夫受“猪湾事件”⑤胜利的鼓舞，正是他个人权力达到颠峰、
忘乎所以的时候。他认为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的领头人美国很有办法，另一方面又可以指挥


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推行“和平共处”的国际路线。所以在苏共二十二次大会上，他决定“利
用中国国内的局势，动摇毛泽东的地位。因为苏联人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中共内部对苏
方针有分歧，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在大
会上向中国发难。

周恩来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就是说我们国内的情况有困难，
修正主义利用这个，想把我们压下去。”

赫鲁晓夫自己也说：“实际上，我们对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
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
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

赫鲁晓夫的举动，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提前回国。

赫鲁晓夫的挑衅行为，无疑也更加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这在
他的政治生涯中是比较少见的。他以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到机场热烈
迎接周恩来的举动，向赫鲁晓夫表明中共领袖是团结一致的，以及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决不屈
服态度。为了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不被赫鲁晓夫利用、看扁，毛泽东和中央决心团结一致、
战胜困难、迅速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

七千人大会会期28天，主要讨论国内问题。按通常情况，苏共二十二大刚刚开过，中
苏关系再度紧张起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一定要由周恩来讲一讲国际问题。此前，中央的
小型工作会议，曾用很长的时间谈苏共的二十二大，谈国际形势。七千人大会召开前，毛泽
东也曾提出让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讲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但后来周恩来没有向大会作这样的
报告，整个大会都是专心致志地讨论国内工作。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央是把对赫鲁晓夫的
怒火强行压下，一心一意要把中国的事情处理好。如果中国同志团结一致，克服了困难，搞
好了经济，不但可以顶住来自国际的压力，还可以战胜各种挑战。这也是毛泽东下决心要召


开七千人大会的原因之一。

学习。